1940年2月，豫鄂边的冷风刮得人脸生疼，三十一集团军前指的电台里却安静得出奇。汤恩伯放下刚刚译出的日方电讯，转头问秘书：“去年那几个写《尖兵》的学生，真跑光了？”秘书点头。汤恩伯皱了皱眉，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另一个名字——廖运周。

事情要从1939年9月说起。一一〇师接收了一个战地服务团，演戏、写小报、唱救亡歌曲，颇受官兵欢迎。可就在这些节目的背后，潜伏着四名共青团员。师长吴绍周因为弟弟吴绍文在北大读书，愿意给这些青年人一片舞台；谁也没想到，这块舞台差点把本来战功不俗的廖运周拖进大麻烦。

廖运周与服务团来往频繁，改稿、提意见、借资料，一来二去就在特务的笔记上留下数页字迹。密报呈到汤恩伯桌前时，措辞里满是“勾连”“通共”之类的狠词。汤恩伯向来对共产党戒心最重，“要人”二字直接写在命令上。

9月15日晚，保密局突击搜营。有人提前通风报信，吴绍文带着同伴翻出后墙跑进夜色。第二天凌晨，只抓到几份油墨未干的《尖兵》。捕风捉影，没有铁证，汤恩伯仍不甘心，立刻下令：廖运周停职，到重庆中训团“学习”。表面学习，实则审查。

刚到重庆的那天夜里，同宿舍学员问他：“廖大队长，心里憋屈吗？”廖运周只回了一句：“宁可暂时举步不前，也不能让人看出破绽。”短短十四个字，连翻身伸懒腰都显得小心。

一个月过去，审查组翻遍档案，没找出真正的把柄。偏就在此时，日军由襄河逼近老河口，前线缺官。汤恩伯把廖运周放了回去，却不给兵权，只让他去三十一集团军干训班当大队长，并挂名一一〇师副师长。这个“副”字，一停就是三年。

干训班驻扎在山脚，晨雾浓重。学员们刚列队，廖运周已经站在队头。跑步上山、低姿匍匐、搬石修壕，他全程领头，在泥浆里滚得跟士兵一个模样。有人私下嘀咕：“给司令演戏呢。”可一连仨月，雨晴不改，谁也说不清他究竟在演还是在磨。

有意思的是，汤恩伯的贴身警卫员也在干训班。小伙子仗着靠山，不守操课。廖运周当众呵斥：“关禁闭！”一声吩咐，把警卫员关了两天。消息传到汤恩伯耳朵里，他没发火，而是冷着脸找那警卫员：“廖运周怎样？”警卫员赌气回答：“恃权摆谱，连您的面子都不顾！”汤恩伯不置可否，只让人把他调去后勤，再不多言。

紧接着几天，汤恩伯暗暗考察。他发现廖运周早起最早、熄灯最晚，伙食完全按学员定额，不领补贴。深夜写材料时，雪亮的煤油灯把墙上影子拉得老长。汤恩伯心里多了一丝好奇，这人若真“通共”，为何如此谨慎自律？

一天傍晚，汤恩伯叫廖运周到办公室，递烟，开门见山：“对三十一集团军的弊病怎么看？”廖沉默片刻，依次列出吃空缺、走私、军官养妾诸多问题，语气平板却句句扎心。汤恩伯听到“有人把枪送往贵州做生意”时，手里的烟灰掉了一桌，可他还是忍住了，对旁人说：“你先出去。”

门合上，屋里只剩两人。汤恩伯轻声问：“你说的都能落实吗？”廖运周点头：“若司令决心整肃，自可查得一清二楚。”那一刻，汤恩伯没有怒火，倒是生出惭愧：黄埔出身的中层军官，他以为已经被颓风侵蚀得差不多，这位居然还能抓紧带兵作训。

接下来的整顿风暴迅速刮遍集团军。礼堂两侧贴出的对联——“娇妻宠妾岂有奋战之志；黄金绶带难具必死之心”——刚劲有力，署名廖运周。许多军官被点到名，背后却没人敢说廖运周“动机不纯”，只能私下感慨这位大队长“真是个钢钉”。

调查组顺藤摸瓜，又审了一遍廖运周人事档案，发现他未安插亲属，只堂弟任普通军官。连这一点，也被汤恩伯纳入考量：国民党内部懂得避嫌的指挥员凤毛麟角。疑云随之消散，汤恩伯亲自给蒋介石发电：“廖运周，对党国忠诚，治军严明，堪担师长。”

1942年初夏的一个午后，重兵集团的调令飞抵干训班。电文只有一行：“廖运周，任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少将师长。”学员们一片哗然，毕竟两年前他还几乎成了“通共”嫌犯。

有人暗地里揶揄：“真能沉得住气。”也有人佩服：“要是换成别人，早被消磨得油滑了吧。”廖运周接令后没有客套，行个军礼，回宿舍收拾半只行李，随手扯下床头一张泛黄的旧《尖兵》，夹进本子里。新任命意味着他终于守住了潜伏阵地，也预示着更艰巨的考验正在前方悄然张开。